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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51]。

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51]。

[10] 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程教授的研究是透过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来进行的，这就是其论文《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44]。

[39] 参见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一（一）2、现代新儒家形上学的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可见这是传统的形上学、本体论的普遍观念，也是程教授之哲学建构所据之本。[16] 此即所谓即存有即流行。他建构了一体两态或曰一体三态的中国哲学本体论。其实，西方哲学也是类似的二级架构，而且也是比喻的说法，只不过它是用的另外一种比喻：建筑。

【摘要】作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方法论，程志华教授提出了与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不同的据本开新，可概括为四个步骤：探路（现代新儒学研究）。而主体则有形下的主体和形上的主体之分，后者即哲学上的本体，亦即海德格尔所说：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论中的一个问题，而只是存在论的给定前提，而历史反而是存在的意义来源，正是历史使得存在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因此，to be只有在等于to do时才构成一个需要思考的存在论问题，否则只是存在本身的重言式——存在本身永如其所是，一切如常，只有当时间落实为历史，存在才成为不平常的问题。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可是，为什么一定需要超越性？超越性究竟有何意义？或者说，如果缺乏超越性，生活会缺少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这是个问题。人们通常把江湖识别为反社会或反体制的空间，但江湖实为官方体制外的另一种体制，仍然是一种社会形态，类似于黑社会，因此，江湖完全不具有超越性，相反，江湖是个凶险社会，所谓江湖险恶。不知道未来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仍然表达了渔樵的象？这是个问题，如果是的话，人工智能的食物即能源，两者合二为一，那么，或许是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人的终结。

在山水概念中还另有两种属于超现实的山水，或有原型，或为想象，但都不是真实山水，而是作为概念而存在的山水。渔樵以山水为生计，当然是劳动人民，不过还需要进一步识别为劳动人民中的小众，有着朴素通透的智慧直观，宠辱不惊。

历史之道不是道德伦理，道德伦理乃一世之共识，尤其在道德伦理尚未产生根本分歧的古代社会里，通行的道德伦理是明显之义，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人反对，故无须以微言隐之。生活属于大地，历史就属于大地。渔樵只是代表生存手段的谜底，谜面早就随着时代而变成农业、工业、电子和生物技术了。以概念或逻辑为基础的思想，比如希腊思想，虽然具有形而上的无限性，却因为概念的非实在性而无法建立一个具体性的精神世界，因此终究只能让步于拥有具体性的神的世界

比如说，假定历史真实的曹操是个真英雄，而渔樵谈论的是作为奸雄形象的曹操，虽不如实，却不影响三国的博弈格局和兴亡之道。有一点显而易见：对于生活，或对于思想，没有超越性就意味着没有常数，一切皆为不确定之变量。不过，周朝并没有取消天命的至高地位，而是强调不可见之天命必须有可见的证明方为生效，空言天命只是妄称天命，因此将人心所向确认为天命之明证（这几乎是唯一有力的证明，其它证据如天象地动皆可主观解释），正所谓顺乎天而应乎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渔樵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是非曲直，而是作为命运的历史性，或者说历史性所解释的命运：在一种历史性之中，何者如水之逝？何者如山之固？在道的层次上，谁的得失都是得失，谁的成败都是成败。毫无疑问，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有限的，两者之长短无法相较，甚至即使时间也是有限的（按照当代物理学理论似乎如此），时间对于历史也仍然有着巨大的不对称优势。

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精神世界以独特的方式处理了形而上学问题。尽管时间比历史更久更远，但作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历史却比时间更为基本。

别说青山，如果没有人，就是上帝也无意义。仁者如果不去浮于海就只能在乐山乐水的意境中体会山的坚定意志和水的应变自如了。但是另一面，历史的有限意义在无穷时间中也变成无意义的，试图永远守住一种意义也是不可能的，任何意义都会消失。真山水，即可以自由进入而非私有的山水，无需隔世，无需幻觉，而直接具有超越性。有意义的不朽性并非绝对永恒，而是在时间中的不朽，也就是万变与不变之合体。人道尽在人的历史之中，于是人通过历史的历史性而意会天意。

初时，社会很小，社会的建构是文明的核心问题，山水很大，属于有待开发的原野，尚未成为精神性的超越之地，而单纯是生计之地。人事发于道而为弘道，所谓人能弘道。

人们借得形而上的无穷无尽时间而超越转瞬即逝的历史，于是现实和未来都不再成为存在的重负——现实和未来在无穷流逝的时间里（水的隐喻）都是过去时，在永久存在面前（山的隐喻）都是完成时。作为超越之地的山水却完全无所谓世俗还是脱俗之分，不在世俗和脱俗的形而下框架里，而在其之上，所以是超越的，超越之地通达的是形而上之道。

不过，这却并非儒家之独家短处，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无哪种理论或制度能够解决人而不仁的问题。有山的水才有曲折变化，才是有故事的水。

这样的大地既属于英雄，也属于与英雄无关的异人（学者、僧侣、隐士、渔樵、艺术家），也称世外高人（而今皆为俗人）。毫无疑问，历史书写总会包含伦理上的针砭奸恶，可问题是，伦理判断乃是直书显义，而历史之道，存亡变迁之道，才是历史研究试图破解的秘密，才是历史的隐义，换言之，一种历史的历史性才是历史变迁的隐义，也是渔樵看破而不说破的隐义——笑谈也许有助于不与说破。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社会虽然没有超越性，但并非社会中人都没有超越性，所有舍身成仁的英雄行为都具有超越性，平常之事也可以有超越性，如季布之诺。

历史学家会从历史事件被记载的描述（相当于故事）以及历史证据（考古文物、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地理、气象之类）中去发现历史真相、历史变迁线索、因果关系、历史周期甚至一些颇为可疑的历史规律。清高必须与污浊相对才能够被定位而具有意义，因此，清高的姿态正是另一种世俗，可是只要意难平就仍然是以世俗为意义指标，清高就是尚未忘俗。

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这是关于人性的一个最大的神话（正如上帝是神性的最大神话），这个人性神话在人间建立了历史之不朽而与自然之不朽同辉。

如果仅仅把山水看作脱俗之地，那也是一种世俗理解。由此看来，以有限存在去应对无限存在的历史精神固然有惊世的勇气，同时更是一种惊人的创造。

历史有道而无理，恰似无理数有道而无理。有鳣有鲔，鲦鲿鰋鲤（周颂·潜），等等。与山水有着纯粹的切身存在关系的人是渔樵。历史真相可以增加历史知识，却未必增加对历史性的理解，因此，缺乏史学专业知识并不妨碍渔樵理所当然地谈论历史之道。

屈原虽独清独醒，却未达到渔父之超越，因此阮籍有句：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第三十二）。不过，张文江相信作为象的渔樵与文明一直同在，以此论之，于今渔樵只是一种方法，拥有渔樵方法的人就仍然是渔樵。

《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典型地表达了什么是渔樵的关注重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愤世嫉俗或怀才不遇之辈不能在俗地里脱俗，因此需要在脱俗之地隐居以自慰。

邵雍想象的渔樵问对多有直接论道之言，虽然精彩，却更像隐士高论，不似渔樵笑谈。在山水概念中还另有两种属于超现实的山水，或有原型，或为想象，但都不是真实山水，而是作为概念而存在的山水。